一、 撕开范围3“纸面脱碳”的遮羞布：黑箱操作与深层博弈
当前企业ESG碳排放披露呈现“披露率飙升，质量参差不齐”的鲜明特征。占企业总排放量70%-90%的范围3排放，因核算复杂、数据获取难度大，沦为“打擦边球”和“黑箱操作”的重灾区，处于“西部荒野”般的混乱状态。
尽管众多企业高调宣称“净零排放”目标，但“纸面脱碳”现象泛滥。据Sphera 2025年报告，超60%的企业坦言，核算范围3时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内部数据质量缺陷与供应商配合度不足，这意味着多数企业对自身数据的不准确性心知肚明。
（一） 数据黑箱：财务估算与“边界杰利蝾螈”的猫腻
范围3数据失真的手段主要有三：其一，以财务估算替代真实测量，企业不向供应商索取能源消耗量等实际活动数据，仅通过“采购金额×行业平均排放因子”估算，这种“错得合规”的方式误差可达±40-70%，完全无法反映供应商的实际减排成效；其二，“边界杰利蝾螈”操作，企业选择性报告范围3的15个类别，刻意剔除或低估排放量高、数据难获取的类别，如“采购的商品和服务”“售出产品的使用”，并以“数据不可得”“暂不相关”为由搪塞；其三，过度依赖廉价碳抵销，企业自身不开展实质性减排，仅靠购买低价、质量存疑的碳汇项目，便宣称实现“碳中和”。
（二） 深层矛盾：供应链、商业逻辑与监管的三重困境
范围3排放披露乱象的根源，在于三大结构性矛盾：一是供应链数据基础设施断层，全球供应链冗长复杂，越南服装厂、刚果矿场等中小企业占比超70%，它们既无能力也无资源按ISO 14067标准提供精准碳足迹报告，上游数据缺失直接导致下游企业只能估算甚至编造数据；二是商业逻辑与环境逻辑的互搏，现代商业模式以无限增长为假设，而地球碳预算有限，“绝对减排”往往意味着“收入下降”，与CEO的核心KPI直接冲突，企业更愿花钱请咨询公司“优化”数据，而非直面问题；三是监管审计滞后，财务报表有严格审计标准和法律追责机制，而ESG报告审计多停留在“有限保证”级别，容错率高、惩罚机制不健全，最终引发“劣币驱逐良币”。
破解范围3“黑洞”的核心在于供应商管理，链主企业的权力大小决定供应链减排的推进力度。苹果等巨头企业若发力推动，供应商通常会积极配合，但广大中小供应商难以承担数据合规的高昂成本。因此，核心企业能否助力中小企业降低合规门槛，成为供应链脱碳成败的关键。
从中国实践来看，环境治理的重心已发生转移：20年前聚焦水污染、空气污染、土壤污染等本地化环境问题，如今“碳”议题的出现，打通了产业链上下游的绿色治理链路，构建起全链条的减排格局。
（三） 成本之变：ESG从高价合规到价值创造的转型
ESG报告编制成本经历了显著下降的过程。三四年前，因专业人才稀缺、编制方法不清晰，企业需依赖昂贵的咨询服务，成本居高不下；近年来，随着市场认知提升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，中小企业编制ESG报告的成本已降至1万元人民币以内。
不过，对于将ESG管理延伸至供应链的大型企业而言，成本挑战依然存在。供应链ESG数据收集涉及大量上下游企业，数据采集、验证与整合的投入不菲，高质量ESG报告与基础报告的成本差距悬殊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ESG的价值定位正在转变——从“合规成本”转向“价值创造工具”。一方面，ESG体系能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，降低声誉丑闻风险，节约运营成本；另一方面，ESG管理帮助企业识别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，减少潜在金融损失。当企业将ESG从被动合规要求，转化为发掘机会、提升竞争力的管理工具时，ESG行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二、 标准乱战：GRI、ISSB、CSRD的互认困局与融合趋势
全球ESG报告框架呈现“百花齐放”的态势，国际主流框架包括侧重多元利益相关者的GRI标准、聚焦财务重要性的SASB标准、专攻气候信息披露的TCFD框架、具有强制法律效力的欧盟CSRD指令，以及面向全球资本市场的IFRS S1/S2准则；中国本土则有契合国情的CASS-ESG 6.0体系，以及指导央企披露的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参考指标体系》。
（一） 短期现状：不同框架“各说各话”，直接互认难实现
短期内，全球ESG报告框架难以实现完全直接互认。例如，采用中国CASS-ESG框架编制的报告，无法直接满足欧盟CSRD的要求，企业需根据CSRD标准进行二次调整。
究其原因，一是目标与受众差异显著：GRI关注企业对经济、环境和人的影响，面向广泛利益相关者；SASB聚焦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ESG信息；CSRD基于“双重重要性”原则，兼具法律强制性；CASS-ESG则深度契合中国政策导向与国情。二是标准与边界定义模糊，ESG中的社会（S）和治理（G）指标主观性强，难以客观量化；即便是相对客观的环境（E）维度，范围3核算的供应链追溯层级也缺乏全球统一标准，导致不同框架下的计算结果无法直接对比。
（二） 长期趋势：“乐高积木”模式与碳数据的“事实互认”
尽管直接互认困难重重，但全球ESG标准正朝着融合与互操作性的方向迈进，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（ISSB） 成为核心推动力。ISSB发布的IFRS S1/S2准则，吸收了TCFD与SASB的精髓，旨在建立全球统一的、面向投资者的可持续信息披露“基线”。
未来的标准整合大概率会采用“乐高积木”模式：以ISSB准则为通用核心“底座”，欧盟CSRD、中国CASS-ESG等区域框架，可在基线之上叠加符合本地法律与国情的披露要求。这种模式虽无法实现报告完全一致，但能大幅降低报告转换与对比的成本。
在框架互认进展缓慢的同时，指标层面的“事实互认”已悄然发生。随着ESG核心聚焦碳排放，碳排放核算与目标设定形成了全球通用语言：GHG Protocol为范围1、2、3排放核算提供方法论，SBTi为企业设定符合《巴黎协定》的减排路径提供科学标准。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报告框架，通过SBTi认证的减排目标都能获得市场广泛认可，碳排放定量数据正成为跨越框架的“硬指标”。
三、 碳足迹数据库：ESG大厦的基石与未来风口
产品碳足迹是ESG体系最底层、最细颗粒度的“碳数据单元”，更是支撑范围3排放核算与价值链治理的关键。缺乏可靠的产品碳足迹数据，范围3排放只能依赖行业均值或粗略因子估算，企业“价值链脱碳”“净零路径”的可信度将大打折扣。
（一） 底层逻辑：碳足迹数据库是ESG的“数据引擎”
碳足迹数据库是构建ESG大厦的基石，尤其是环境（E）支柱的核心支撑。没有准确、透明、可追溯的碳足迹数据库，企业ESG报告的环境部分将沦为“空中楼阁”，面临合规与“洗绿”的双重风险。
据CDP《全球供应链报告》，企业供应链（范围3）排放量平均是自身运营排放量（范围1、2）的11.4倍；麦肯锡研究进一步指出，消费品等行业的范围3排放占比甚至超过90%。企业范围3排放量本质上是上游原材料、零部件产品碳足迹的累加，没有精准的供应商产品碳足迹数据，企业只能采用误差极大的财务估算方法，难以满足高标准ESG评级要求。
（二） 发展方向：公开透明与分级共享的平衡之道
碳足迹数据库的未来，必然走向公开透明、市场竞争与专业分化。数据库的公信力源于数据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，用户需要知晓排放因子的计算方法与原始数据来源。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（CPCD）秉持开放原则，允许用户追踪验证数据，有效规避了闭源数据库的“黑箱”问题。
当然，公开透明需兼顾商业秘密与数据隐私。未来的可行模式是，由公信力强的中间机构掌握完整后台数据，根据用户层级（公众、监管机构、商业客户）提供不同颗粒度的数据服务，实现透明度与隐私保护的平衡。
（三） 市场格局：马太效应下的洗牌与整合
当前全球碳足迹数据库处于“群雄逐鹿”阶段，市场竞争激烈。未来十年，行业大概率会呈现马太效应，资源与公信力向少数头部机构集中，最终形成类似“四大”会计师事务所的格局——少数高度专业、透明可信的平台主导市场。这一趋势将倒逼数据库企业提升数据质量、更新频率与用户体验，推动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发展。
（四） 商业模式：从公益输血到可持续造血
高质量碳足迹数据库的建设与维护，需要投入巨额的人力、物力成本，单纯依赖公益模式难以持续。当数据库凭借公开透明与高质量建立起市场公信力后，可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，例如采取“基础数据免费，增值服务收费”的策略，通过API接口、定制化分析、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增值服务实现盈利。
